摘要：在福建一个制鞋工业区，不少50岁以上女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后，晚上继续干2-4小时的“穿鞋带”计件兼职。从2024年3月开始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朱战缘跟着她们，做了田野调查一年，发现和外界想象不同——这些女工经济压力并不算大，是“主动过劳”，甚至有人用“有瘾”来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衰老到来前的焦虑，逐渐丧失的个人价值，和无处可去的虚无，将她们推向这里。没了流水线的摄像头，她们仍无意识地陷入竞争，又彼此消解被压榨的不合理。朱战缘总结，她们以此让自己的“过劳”正当化，从中获得满足感。
以下内容根据朱战缘的讲述，以及公开发表论文《“拼命”何以正当化？——大龄女性农民工主动过劳中的自我技术》等资料整理。
文丨罗晓兰
编辑丨毛翊君
“我要是机器就好了”
展开剩余92%童鞋五颜六色、大小不一，像潮水涌来，我要给它们挨个贴标。这是流水线后段倒数第三个位置，周围多是50岁左右的普工，做垫面衬、整理鞋带、塞纸、洗鞋、打小包装等等。开始几天我都很慌乱，跟不上趟，下班还在弄。
一天最多时要做3000双鞋，流水线开到每分钟300转，每人每分钟要处理几双，跟打仗一样。这时就会爆发争吵：上一个环节的人出了错，你要把东西还给他，耽误自己的进度；太慢了，等得无聊；太快了，前面的人指责你做事不行。
有个女工叫谢思兰，在流水线的后段塞面衬，类似鞋垫的一种东西，处于后段的前端，这个环节很重要，鞋码出错了会连带后面。她没出过错，用手一摸就知道垫得平不平顺。她的上一环是冷冻定型，鞋就比较硬，有时带拉链，她放一下面衬手就会被割一下。女工们的手都很糙，谢思兰的更有特点，指甲贴着手指长，内扣。
她是江西人，53岁，个头不高，微胖，打扮很朴素，笑声特别爽朗，看起来才40岁。不过，当她在流水线上打瞌睡，一下就显得很老。她长期缺觉，是流水线上打瞌睡最多的，晚上加班，白天补觉，又因为做得快，所以不影响进度。
我每次来一双鞋就得弄，但她弄得快，可以堆了六七双鞋再开始。干活快，让她有成就感。以至于想回家推进儿子订婚时，她去辞职，老板娘只批了几天假，她一直强调是人家舍不得她走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老板娘请她去办公室聊，先拿出几双鞋，谢思兰以为要送她，但一想是童鞋，家里还没有孩子，不需要。结果老板娘说，验货时这里有几双面衬垫错了，但是我拿了下来没有说，也没有跟管理讲。
谢思兰一下反应过来，原来是说我有错，但你还愿意留我在这干。她马上就说，面衬不是她垫的，这是翻箱的时候别人垫的。不过，她还是留了下来，原本打算就干到年底，不知为什么过完年又来了。
谢思兰在给鞋子打胶和垫面衬。
我干了10天临时工，就已经每天晚饭都不想吃了。22点下班后，回到出租屋必须要先躺一会儿。考虑到没时间推进研究，我跟老板娘坦白身份，她意外地很支持我的研究，理解为我是“想知道60后、70后打工人在外漂泊的酸甜苦辣”。此后，我游走于不同车间。
体验了不同环节，我才理解到，没有任何人故意要快或慢，工人会逐渐变得跟流水线的速度一致，尽可能保证自己这一关不出问题，因为害怕耽误了所有人。
流水线下面有个指针可以调，有次有工人悄悄把速度调慢了，部门管理很恼火。前段有个拉帮的工种，每拉一个踩一下机器，可以掌握数字，但这种信息不会流传，所以中后段的人都不清楚，很难掌握到生产的进度。
流水线的履带很长，最怕一双鞋踩到另一双鞋上。我专门问工人，每个工种以前是几个人，才知道为了省钱，有些减了员，那就百分百跟不上。但没人会认为根本原因是转速太快，超越了人的身体极限，只会觉得干不赢就是自己的事，是我不行。
我之前老被人嫌弃慢，或者听见忽然传来的管理呵斥，也觉得是自己的问题。有人教我，想更快是有诀窍的，关键在拿起鞋盒的手势，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、中指捏，不要解开将10个盒子绑一起的带子，直接从中间抽出来。
熟悉了后，我也开始有各种情绪，嫌弃别人。有个新来的80后女工跟不上，会出错，我发觉心里有点得意。有次，我顶替工人操作机器，那一瞬间我甚至想，我要是机器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出错，不用担心跟不上。
小型鞋厂概况。
厂里还有监控。老板在办公室没事就看，和客户喝茶聊天，屏幕放在茶桌上。他很严肃，看到工人说笑就过去，所有人紧张得马上低下头。每个人都对老板有畏惧感，因为这是“家工厂”。老板夫妻是外地人，害怕重蹈以前本地人的覆辙，被外人进入到核心管理从中捞钱而垮掉，他们习惯亲力亲为，所有事都要自己把控。
老板娘走温情的控制策略。对接触到的工人她态度挺好的，对老乡稍微照顾一点。车样工姐姐技术好，做的鞋漂亮，客户很满意，不能替代。老板娘就送她吃的，给她小孩买衣服鞋子，有事可以迟到早退，但不会加工资。
在这个厂里没人请假，有事就找人帮忙顶班。请假会倒扣钱。有对夫妻生病请假，看到工资条吓了一跳，还能这么玩——不但要扣当天的工资150块，而且请临时工的费用也要工人额外承担。这对夫妻说，明年再也不来了，要去找老板理论。正说着话，老板上来了，他们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年，他们还是来了，跟老板谈每人每月加200块，老板只给加50块。
工厂大多是三班制，月休只有1-2天。但我发现，下班后有八成的后段大龄女工还要去兼职穿鞋带。她们通常坐在小板凳上，鞋面10双一捆，套在一条腿上或夹在双腿中间固定，下面放两三捆鞋面来垫高。
部分女工担心鞋面被穿得快的女工穿完，会以“垫”为名“藏”一些鞋面。有的人手里空了，就直接去拿，也不怕别人记恨。鞋带没分好，或者订购时总数出了错，都会自动形成竞争。这时每个人都攥着自己手里的鞋带，不给缺的人，因为没穿完一捆不好算钱。
“越老越要拼”
相比在工厂流水线，兼职穿鞋带是女工自愿去的。在这里，她们不是处于下位，就是纯粹的劳动交换。各个工厂穿鞋带的工价差不多，每双多为0.25元，最多差一两分，这边不好就多走几步路，去别的厂。
每次月休，谢思兰都会去兼职，为当天可以穿三个班的鞋带，比上班还挣得多一点而开心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上了十多个小时的班，仅剩的几个小时，她们都不休息？
我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，研究传播社会学。为了写博士论文，去年3月底我到福建的制鞋工业区做田野调查。10年前我父母在这里务工，我来过。
我原本想调查农民工如何使用手机，和短视频的关系。刚去一个月，很失落，我发现他们整个生活被压缩到很窄，使用手机的时间很少。导师宽慰我，在那好好生活就行。我租了房子，断断续续待了一年，进行参与式观察。
跟女工去兼职穿鞋带，我一开始很沉浸，追求速度。对于简易款，熟手一小时可穿30-40双，较难的款式则可穿20-30双，我再怎么样最快就一二十双。谢思兰应该是穿得最快的。她一直是“卷王”，有次碰到好穿的鞋面，一晚上穿了200双，赚了50块钱。
越是好穿，速度竞争越外显：鞋带穿过鞋孔时的“唰唰”声变得密集，交谈减少、抬头率降低。女工们低着头、双手并用，2-4小时不大幅挪动，不喝水、不上厕所。我也被这种劳动快感影响。虽然手指像冻僵了隐隐作痛，屁股也疼，但口干时想到喝水要起身，把腿上的鞋取下来，再去接水喝水——有这个时间我又穿了几双鞋，能挣一块钱。
穿鞋带的女工大多50多岁，受教育程度普遍为小学，来自湖北、重庆、贵州、江西等地的乡镇和农村，有的独自在此务工，有的和丈夫、儿女一起。她们总说，“挣钱就好”“挣钱比玩着强”“挣一块得一块，不挣就没得”，这是大家的打工伦理。
但我发现，大部分人已经当奶奶或外婆，而且基本上不是因为经济压力，而是风险取向下的“主动过劳”。年龄增长带来了紧迫感，她们常说“越老越要拼”“干得动就要干”，担心以后生病拿不出钱，孩子压力大，用他们的钱不舒服。
最普遍的观念是：我不想做只能依靠别人的人，多挣点存着以后有得用——能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有钱给孙辈发个红包，会有面子。
谢思兰一家三口都在打工，尤其是丈夫很早出来，说儿子结婚的钱早够了，我看过她家盖的房子像别墅一样，她的老乡都夸。她讲起刚结婚时，住在很小的老房子，看她老公的弟弟住大房子，他们就挣钱从头到尾修。
她一天要打3份工。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，7点到工厂收垃圾。中午也穿鞋带，回宿舍迅速煮个面条，十几分钟吃完就去。因为穿鞋带，她一年多挣2万块。
女工们在兼职穿鞋带。
我渐渐感觉到，阿姨们想从穿鞋带中获得价值感。身边没有其他渠道可供借鉴，为了家多挣一点钱，成为她们唯一的价值来源。在家庭内部，由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、劳动力廉价且缺乏替代选择等结构性弱势处境，她们想通过主动过劳来实现“家兴”。
谢思兰过去主要在家照顾孩子，卖小吃，干建筑的丈夫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孩子大了，她想自己挣钱，对这个家有价值。一开始她去大鞋厂当技术工，还获得过先进个人的荣誉和奖金。为了和老乡有个照应到了小厂，但技术工没坑位，她转而当了杂工。
杂工每月薪资比技术工低1500-3000元，她们就想用兼职补足差额。谢思兰一直不间断地穿了4年鞋带，几乎不休息。相比月结的工资，兼职多是即时结算薪酬，容易带来更直接、更密集的劳动获得感，“喜欢马上钱到手”。
流水线速度超过了一个人的极限，如果有人能应付下来，大家都会觉得很厉害。谢思兰就是这样的人。她的一位老乡，看见她穿鞋带赚钱也来了。去年大半年，两人每晚一起穿鞋带，对方会暗暗跟谢思兰较劲，想穿得比她多。可谢思兰太快了，她比不过。其实她家条件比谢思兰家更好，孩子都结婚了，儿子在儿媳家开的公司上班。
谢思兰还会跟家人比工资——她老公在建筑工地上干技术工，一天三四百，他儿子做机修，一天能有五六百。她觉得他们挣钱都比她多，显得自己一天只挣这么一点钱。她说，既然出来了，就要抓紧时间挣钱，以后回家再休息。
彼此的一致性
我跟着女工们去穿鞋带时，看到她们嘻嘻哈哈的，有人聊得忘乎所以，手上动都没动一下。她们用方言喊“姐姐”“妹妹”，家里很私密的事都分享，回顾过去，总结人生经验，还搬出抖音视频印证自己的说法。
她们持续穿鞋带的原因，我觉得部分是因为孤单。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，对穿鞋带渐渐疲惫，不想去了，但每当回到出租屋，就感到生活十分乏味，又想待在有人的地方。女工们好些独自来打工，出租屋和宿舍又都是单人间。
来穿鞋带的有3名男工，而且是偶尔来。他们不为了挣钱，也是觉得这里人多热闹。他们穿得很慢，数量也没那么多，穿了二三十双，说不行了，就出去抽根烟，喝个水，再回来坐下接着干。阿姨们很少起身。
工业区所在的村地处城乡接合部，大部分女工的活动半径是一公里，周围有菜市场、快餐店、鞋服店、手机店等，可以解决绝大部分基本需要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公里内分布着十余家鞋厂。紧凑的劳动时间安排压缩了她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与活动范围，兴趣爱好不能得到发展，刷手机久了也无聊。
一处工人租住房间的走廊。
谢思兰喊我“小孩”，带我打开关系网，第一个接受我的深度访谈。遇上端午、中秋，她就休息，早早去市场买菜，做她老家的猪蹄、米粑，请我去宿舍吃，还破天荒地喝雪碧。她和老公联系少，儿子很少给她打电话，不想听她反复说过去的事，我因为做研究会耐心听。
谢思兰用“有瘾”来解释自己为何穿鞋带，但身体也很抗拒。有天下雨，天气冷，她说要是在家里搞点好吃的，舒舒服服吃完，在家里暖和地玩手机，多好，但她没回家。
她和周围女工都认为自己算拼，但不是太拼——猝死的，或生病的人才是。谢思兰也会说，人总还是要休息的，但需要一些理由说服自己。这时候她们统一战线，维护这种过劳的正当性，说没有不去穿鞋带的人命好，或者说我没办法。大家动机和目的一样，自然而然感觉到了彼此的一致性。
有几个60后的阿姨，早上把饭做好带到厂里，临近中午在流水线一边干活，一边吃饭。一下班，她们就跑到对面的厂穿鞋带，直到下午上班，晚上继续这样，吃中午的剩饭。比起这样的极端案例，以及六七十岁还在穿鞋带的人，谢思兰她们就说“我五十几岁有什么不能”。
自我说服是持续性的。虽然服从于“挣钱就好”的价值体系和“越老越要拼”的紧迫感，但身体上的不情愿是真实的，要压抑疲劳、饥饿与疼痛。除了不规律吃饭导致胃病，长年低头弯腰也塑造了女工的颈背佝偻。
她们不但自我说服，也彼此说服。穿鞋带习惯“凑整数”，避免总收入出现零头。一位女工穿了80双想离开，“包头”——工厂的鞋带一般外包给一位工头，被称为“包头”，大多数也是大龄女工——劝她穿够100双。穿够了100双，时间不到“包头”和多数女工默认的最晚收工时间24点，大家则劝她再穿会儿，“来都来了，多穿点再走”“再穿几捆，等会儿一起走”。
谢思兰很积极，不像很多阿姨固定在一个地方穿，她四处比对，哪里价格高去哪里，即使一双只多一分钱。我有时觉得她想得太周到了。流水线上要翻箱——鞋出问题，所有人统一清洗——谢思兰嫌别人慢，说每个人分一些，她很快就干完，早点去穿鞋带，“我们既浪费了自己的人才，又浪费了老板的电”。
她喜欢对流水线上的事情发表评论，说怎么更快。和她一样，很多工人都会合理化现状，有人抱怨工资低，管理说没人强迫你来，他马上认同。我渐渐明白，处境既然没办法改变，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舒服一点。
女工在流水线上剪线头。
后来，我发现所有人都“没办法”。有天，一个老油条男工突然反问我，为什么实行了这么多年的双休，我们从来都没有？我很难回答。他给出解释，“从上到下都习惯了。”
的确，客户都在周末过来。老板娘更是全天在厂，老板晚上出去喝酒潇洒，她还是加班。有天，工厂就剩一些女工在穿鞋带，老板娘和我谈心，说后悔当年高中辍学，没好好读下去。她不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最大的动力是培养好两个孩子。她也不觉得自己太拼，别的厂都是这样的。大家都在竞争，三班制的工厂大部分做国外的订单，有时候赶进度要出海，就要通宵赶货。
有次我问一个阿姨的爱好，她说是挣钱。我再追问其他，问她不想玩吗？她一开始不想说，后面突然笑了：“会有人不想玩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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